对于北京城的吃瓜群众来说，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实在是个大开眼界的日子。这一天，西市四牌楼刑场举行了一场凌迟大刑，其场面之惊悚刺激，可谓旷世难逢。
京城人民见惯了大世面，凌迟犯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稀罕。可问题是这次这位挨千刀的主，既不是十恶不赦的乱臣反贼，也不是人神共愤的江洋大盗，而是个才名动天下的饱学之士、货真价实的江南才子。这在本朝开国二百七十年来恐怕还是第一次，其新闻价值自然是上得了头版头条的。
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听到了监斩官宣读圣旨，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利：“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！”百十个刽子手同声应和，声如雷震。
我的天！要在大活人身上割三千六百刀！考验刽子手手艺的时候到了，要是师傅们能完成这一杰作，又将创下一项世界纪录！
魏公公的眼中钉跑了
天启二年，二十八岁的郑鄤进士及第，风华正茂的他跟随父亲郑振先的脚步，步入了黑暗龌龊的官场。
继承了书香世家优良基因的郑鄤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堪称少年成名的偶像派作家，应付考试对他来说不是啥难事。和郑鄤同科参加殿试的好友文震孟这回高中状元，他们的脚下是一条看似铺满鲜花的人生之路。
有些人生来就是锋芒毕露，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君子们。中状元还没几个月的文震孟，以大无畏的勇气，向皇上呈进《勤政讲学疏》，向一潭死水的朝廷投下了重磅炸弹。
状元公直言不讳地批评天启皇帝朱由校上朝有如应付差事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岀，朝廷颁布禁止讲学的文告，实际上企图重演南宋朱熹挨整的一幕。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些话表面上在批评皇帝，实际上是在抨击魏忠贤擅权。
魏忠贤立即展开反击，抓住文震孟奏疏中“第如傀儡登场”一句，激起皇帝的不满情绪，终于导致文震孟的罢官。
有文震孟领头，郑鄤有样学样，呈进《谏留中疏》。他说，大臣的奏疏屡屡留中不发，为奸臣提供了“窃弄之机”。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郑鄤以“党护同乡”的罪名被赶出京城放逐外地。
郑鄤从此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。魏公公的心腹们炮制出一份《东林点将录》的黑名单，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点了东林一百零八将，加给郑鄤的帽子是“地异星白面郎君”。
赋闲在家的郑鄤成天靠码字抒情消磨时间，结果码着码着就码出事情来了。
天启五年，京城政坛发生大地震，东林铁汉杨涟、左光斗等六君子被阉党害死。出离愤怒的郑鄤忍不住写下了《六君子传》大骂阉党的暴行，文章在朋友圈迅速转发，恨得魏忠贤等人牙根儿痒。
为了免遭阉党毒手，郑鄤远遁江西广东等地以避祸，看上去潇洒的很。
我不信整不死你
历史的车轮转眼滚到了崇祯元年，新继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大刀阔斧地清査阉党逆案，昔日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官员纷纷还魂，郑鄤也赴京履任。
文震孟掏心窝子般地对他讲：不要去！
多年的仕宦生涯已经把当年的热血青年锻造成了成熟的政客，文震孟深知当下朝廷中的权力斗争绝没有因为魏忠贤的垮台而消停，反而愈演愈烈，手段也更加卑鄙阴险，以郑鄤的性格，恐怕是飞蛾扑火。
踌躇满志的郑鄤根本没把文震孟的忠告当回事，他准备为圣明天子鞠躬尽瘁。
既然重新入仕，那肯定得拜见一下领导。时任内阁首辅的是温体仁，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。
性格阴鸷孤僻的温体仁对上门拜访的江南名士十分重视，他想从客人嘴里打听一些民间舆情。于是，寒暄过后，温体仁试探性地提问：“南方清议如何？”
郑鄤对于温体仁的印象并不坏，所以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，他毫无戒备地回答：“人云国家需才，而庙堂未见用才。”
这等于给了老温一记嘴巴子，郑鄤的情商实在堪忧。
温体仁表面上致谢，暗中却在盘算：这样的危险分子，一定要乘早剪除。
问题是郑鄤当年只干了三个月的庶吉士，然后就在乡下呆了十四年，实在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啊。放心吧，职业官僚在整人方面有的是经验，政治上找不到罪证，就从生活作风入手，我就不信你是纯洁无瑕的白莲花。
温体仁的喽啰们翻箱倒柜掘地三尺，终于找到了足以耸动天下的猛料。郑鄤的舅舅（他继母的哥哥），东阁大学士吴宗达写了一封揭发信寄给温体仁，透露出郑鄤其实是个衣冠禽兽，他在乡下的家中曾干了三件藐视人伦的惊天大丑事——杖母、奸媳、奸妹。
三条罪名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致郑鄤于死地。如获至宝的温体仁马上把举报信整理成奏章，亲自署名向崇祯上书。
我靠！这还是人吗？自己的母亲你都能棍棒交加？自己的儿媳和同胞妹妹你都能伸出咸猪手？畜生啊畜生！
暴跳如雷的崇祯帝下旨将郑鄤送进了邢部大牢。十月十三日进京，十一月十二日入狱，前后刚好一个月。
封建迷信害死人
关于郑鄤这几件罪状的来由，各类野史的记载版本众多，让人一头雾水。综合起来看，都是三人成虎的扭曲。
以杖母这件事为例：郑鄤的继母是个标准的悍妇，经常无故殴打奴婢，甚至曾经打死过人。郑鄤出于对下人的同情，精心设了一个局。
郑家的箕仙据说非常灵验，能准确揭发别人的隐私。郑鄤为了让继母痛改前非，串通巫婆设坛作法。巫婆宣称被殴至死的奴婢已到阴间起诉，继母将为此遭受报应。老太太吓得不轻，郑鄤一再向巫婆求情，于是以击杖二十了结。所谓击杖二十，也只是轻轻拍打了二十下，意思一下而已。
这本是一桩家庭闹剧，可在别有用心的政敌看来，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。至于奸媳和奸妹，都是对郑鄤不满的乡间士绅们传播的谣言，这种狗血八卦向来都有超强的传播力度，政府也没号召群众不信谣不传谣，于是，郑鄤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刑部尚书冯英算是个难得的正直官员，他在初审郑鄤后向皇上如实报告，语气较为客观，对郑鄤颇有回护。温体仁十分不满，借故把冯英革职，转手把案子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。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，所以一直拖到温体仁垮台此案仍然悬而未决。出于对郑鄤才学的崇拜，吴孟明甚至把自己的儿子带到狱中，跟着郑鄤学习经史学问，把监狱变成了课外辅导班。
郑鄤就这样在狱中不明不白地待了四年，直到崇祯十二年，厄运终于来临。
这年夏天京师大旱，舆情议论纷纷，都说是朝中有冤案，惹恼了上苍。一向敬畏天命的崇祯要求有关部门清查冤案。吴孟明便把郑鄤的案子作为冤案上报：这事儿纯属无聊人捕风捉影，希望皇上在革职与遣戍之间作出圣裁。
也许是上报的时机不对，正赶上皇上的心情很差，崇祯不仅不承认郑鄤有冤，反而认为他死有余辜，下令将衣冠禽兽郑鄤“脔割处死”。
今天的紫禁城，早已不是明皇宫的样子
世界纪录就这样诞生了
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一大早，一伙人在西市四牌楼旁搭起一座棚子，里面供监斩官就坐。辰、巳时分，监斩官带人押着郑鄤来到刑场。郑鄤坐在一只大箩筐里，没戴头巾也没穿鞋袜，正在向一名书童喋喋不休地嘱咐后事。当他看到牌坊下立着一根有横叉的粗木杆，好奇地问了一句:“这是干啥的？”
干啥的？就是绑犯人的桩子呗，绑结实了才好下刀啊！
围观群众把周围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，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。监斩官宣读完圣旨，三声炮响后开始行刑。
人群亢奋起来，伸长脖子想看刽子手怎样剐人，但由于人太多，稍远一些就看不见，让人无比遗憾。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只见那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，吊起一件血淋淋的东西，细看之下原来是肺和肝，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，开始剖腹取五脏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，卸下肝肺，吊起一颗人头，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，悬挂示众。再过一阵，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，他身上的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，密密麻麻地像个刺猬。
著名史学家谈迁亲眼目睹了全过程，他在回家途中看到许多人购买郑鄤的肉，一问才晓得原来人肉是配制疮疖药的原料。
郑鄤总共被割了刀，打破了十年前袁崇焕被割刀的世界记录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。
郑鄤死后，大名鼎鼎的直臣黄道周慨然叹息：“正直而遭显裁，文士而蒙恶声，古今无甚于此者。”有这样的知音，郑鄤可以死而瞑目了。
舆论认为，温体仁虽然已经罢官死去，皇帝却帮他了了置郑鄤于死地的心愿。无怪乎民间有“皇帝遭瘟”的段子。具体分析，崇祯之所以非要让郑鄤去死，在于此时的大明江山已然危若累卵，郑鄤恰好成了皇上的出气筒。崇祯对郑鄤的处罚越严厉，也就越能表明自己在道德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，给世风日下的社会注入一剂强心针。
可问题是，独裁者可以随意动用国家机器实现逆我者亡，但改变不了高压统治下臣民离心离德的事实。因为历史已经证明，到国破家亡之时，崇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。
